戴根有：中国信贷征信体系的效率是最高的

我是五十年代初生人，1971年在安徽省财政金融学校学习，由于当时在同学中学历稍高，又品学兼优，全班挑一，毕业后分配到安徽省财政金融局农村金融处工作。1974年财政与银行分设，我随农村金融处到了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后省人行推荐我上了大学，成为工农兵学员。1977年毕业，回到省分行。在大学期间入了党。那时候，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政治、经济继续沿袭老的体制，生活还是很困难。记得有一年春节，处领导让我带着他的亲笔信去阜阳市找人从肉联厂买猪油。我背回来，在同事家熬成油膏分发给职工，大家满心欢喜。那时物资紧张，合肥菜市场每天早晨只有几斤猪油售卖指标。为了买到猪油，老百姓要头天晚上就去排队，到第二天早晨如能买到一星半点的则高兴得很了。

　　1978年12月三中全会，小平同志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自那以后，我先是参加了一年多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主要是全国各地到处跑外调、写平反结论。随后省分行成立金融研究室，我主动要求离开政治处，参与金融研究室的组建。在金融研究室我具体负责《安徽金融研究》的编辑。这期间，我在《经济研究》杂志发表了一小段与孙冶方商榷的文字，一下子提起做经济、金融研究的兴趣。当时正值全国思想解放，我一边工作，一边联系安徽金融经济实际，从事现实金融问题的研究。这个时候，总行的《金融研究动态》（内部刊物）刚出刊不久，我在上面发表了多篇文章，多数在目录中以黑体字提示，引起了同行注意。1981年12月，我随省分行王文焕行长参加在广西南宁召开的中国金融学会首届年会，在会上发表的论文后选入了会议文选。会议期间，《金融研究》总编蒿日升同志约见我，见面很感惊奇，说原以为你是一位老同志，却原来那么年轻。后来，我成为《金融研究》确定的大约10位特约撰稿人之一。

　　1982年职称改革，年底我被破格评定为助理研究员。1983年根据安徽省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我的老婆孩子户口迁到了合肥市。这是小平同志推进改革开放后当时我的最大福利。原来以为我们夫妻分居是一辈子的事了，参加工作不久还曾一度要调回安庆。不是改革开放，哪里能想得到他们能进城，成为吃“商品粮”的。1982年我提拔为副科长。1983年10月破格提拔为人民银行安庆中心支行副行长、党组副书记，成副处级了。在安庆，我一边努力工作，一边仍然思考现实问题，做研究工作。

　　1984年，中国工商银行分出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总行缺干部，经国务院领导特批，人民银行从全国调10名干部进京，我成为其中之一。这样，我们一家人就进了北京。开始在总行调查研究室一处候任，后任处长。再后来，拆分调查研究室，人随业务走，我到了调查统计司经济分析处任处长。1986年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一年。这期间，我一边完成党校规定的功课，一边回顾总结在中央银行的工作经历，总结提炼经济金融调查和分析工作经验。经过三年努力，写成《中央银行宏观经济分析》一书，于1990年正式出版。这本50多万字的书，在当时人民银行系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被一些财经院校列为学生必读书。1989年经群众推荐和组织考察，已经确认提拔我为调统司副司长，1990年正式任命。在张屯司长领导下，具体负责经济调查和经济分析工作。那段时间，一年有半年在外出差。调查统计司的内部刊物《调查统计与分析》所载文稿，那几年由我签发的约占三分之二。

　　1992年11月小平同志提议恢复中央财经领导小组，1993年2月成立中财办。周正庆副行长（时任）向曾培炎主任推荐我到了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我去年才从培炎同志写的回忆录中得知此事）。在曾培炎主任领导下整整工作了五年。这期间，参与了多次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的准备，参与了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文件的起草。1997年中财办筹备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培炎同志让我任文件起草组副组长，辅助魏礼群同志工作。在中财办，我任财贸组副组长，辅助蒋祖祺同志工作。我具体负责联系财政和银行，负责及时反映财政和银行运行情况，写了很多内部上报材料。

　　1997年10月，我回到人民银行任货币政策司司长，同时兼任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到2003年10月，整整六年的时间。先后在戴相龙（5年）、周小川（1年）行长领导下工作。这期间，我与同事们一道，努力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中国货币政策建议并组织具体操作。这六年，执行稳健货币政策方针，保持了货币信贷基本稳定，推进货币政策间接调控，维护国际收支平衡，配合监管部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现在回过头看，那一时期各项主要宏观金融指标控制得是比较平稳的。

　　我的最后一份工作，是任征信管理局局长同时兼任征信中心主任，后来专职任征信中心主任，一直到2010年3月退休。这六年半，与同事们一起，建立了适合中国实际的信贷征信制度和全国集中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又称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当年温家宝总理准备在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需要就信用体系建设讲一段话。总理秘书直接找到我，我写了一段作为素材。温总理讲话确立了中国信贷征信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至今证明是正确的。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信贷征信体系的效率是最高的。因为我们建设的是全国集中数据库，它覆盖了全国所有的信贷机构，它做到了及时、完整、准确地采集和分发借货人的信用信息，而一些发达国家却做不到。我还在岗位上时跟美国的同行交流中，我说我们的体系比他们的效率高，他们也是认账的。因为在美国，个人征信机构经过很多年的竞争由200多家集中到三家，但由于各自的历史渊源不同，各家采集的信贷人信息都是不完整的。征信信息共享的关键是及时、完整、准确，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能说是最好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充分的自信。

　　到2019年1月我就满69周岁了。古人言，“人生七十古来稀”。虽然现在北京上海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80岁，老干部局通报去年人民银行退休干部平均年龄达到88岁，但无论如何年满70也已经进入了迟暮之年。我们这一代人，与共和国同龄，遇上了好时代。我的父亲母亲，他们只分别活了64岁和49岁。他们年轻时过于劳累和艰苦。回想我自己的这前后两个30年，没有前30年，我得不到如此良好的教育。其中虽然有不乏痛苦的回忆，但国家独立了，强大了，本人也健康成长了。当然日子过的更好，还是后30年。个人成长快，主要是1979年以后。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思想解放，没有实事求是，我不可能那么快地出成果，那么快被提拔上来，我的家庭也没有那么快团圆。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之源；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我衷心拥护改革开放。

　　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进入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十九大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我们自己享受改革开放好处的同时，我们要时刻想到尚有众多的人们目前工作和生活状况还比较困难。虽然他们现在的困难与我们曾经经历过的困难已大不相同，但努力帮助他们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是我们每一个先期生活得较好的人的责任。我虽然已经离开工作岗位多年，但岗位退休思想不能退休，仍要尽己所能为他们鼓与呼。发挥老同志的作用，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新时代民族复兴伟大工程推向前进。